带上竹笛,以小生的身份到欧洲走一圈

“准备登机”:当疲惫的旅客正在广州机场等候前往欧洲的飞机时,两个造型独特的人乘着机场电动接驳车徐徐前进,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:粉白的面孔,晕红的眼圈、浓黑的眉毛,非常艳丽的妆容。

这两个人物造型是杜丽娘和柳梦梅,《牡丹亭》的主要人物。《牡丹亭》同时也是昆曲的传统剧目。这个来自南京的昆曲团也要乘着飞机展开欧洲之旅,而我也是其中一员。

昆曲是中国传统舞台戏剧。昆曲的历史比著名的京剧更悠久,主要盛行地是昆山、苏州、南京和上海。昆曲听起来并不刺耳,节奏也相对舒缓。作为昆曲经典的《牡丹亭》,可以被视为中国版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——两个相爱的年轻人难以修成正果;却在牡丹亭重获新生。这种中国人所说的“生生死死”,会被部分受弗洛伊德影响的西方汉学家诟病成恋尸癖。有些巧合是惊人的:《牡丹亭》的作者汤显祖,和莎士比亚同年去世;联合国教科文组织(UNESCO)将于2016年纪念这两位作家。

© 重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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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们重新回到飞机上:乘务员Ayşe嘱咐我,飞机起飞时必须把笛子放到壁橱里收好。几乎是在半空的时候,乘务员把免提通话设备塞到我手里,因为我要提醒机上的乘客们留意接下来的惊喜。就在两名演员在机舱中挥舞着那长长的衣袖时,我却陷入恐慌:笛膜裂了。幸运的是我的笛子老师还带来备用笛。就这样,开始了一个外国人长达三周的国外之旅。

因为我是一个在南京学习中文的外国人。许久不练手风琴,我在南京的江苏省昆剧院开始学习笛子。平安夜的晚上我主持了一场活动,还有一次我画着浓妆——一名相当具有广告效应的西方人——在一伙摄影师的镜头前吹起笛子。

这都是毛先生安排的,一名曾经涉足LED灯和特斯拉电动车等多个领域的30多岁男子。现在他把满腔热情倾注在家乡南京的昆曲中。有一天他对我说:“杜非(这是我的中文名字),我们要拍摄一个关于昆曲的纪录片,还要去阿维尼翁戏剧节表演,你也一起来吧!”

这一切在最初还十分模糊并且渺茫,我几乎不能相信,这些在飞机上变成了事实。

按部就班进行中:在米兰的世界展演,在塞维利亚和弗拉明戈舞者合作,在罗马各个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影片拍摄以及阿维尼翁戏剧节。而在一切工作任务结束之后,我们趁着从欧洲返回亚洲的途中,在阳光下尽情游泳——就在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,祷告的声音随风从耳边飘过。

我在此次欧洲之行所扮演的角色渐渐变得明朗。在机舱上我是节目播报员,在米兰我是大家的导购和翻译(哪怕我已经把在中学掌握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忘记得差不多了),我还是纪录片中男性演员们的替身:当其他人都在奢侈品商店购物时,我切身感受到演员们的辛劳:化妆师把我的头皮抓紧,以便勒紧我面部的皮肤,这样才能把角色必不可少的儒冠戴好;我的皮肤就这么消失在油腻腻的妆容之下。要知道,这在南欧的烈日之下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。

我最重要的角色是在纪录片里:作为一名了解并喜爱中国传统戏剧的歪果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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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着剧团一起我却是以“中国人”的身份来到欧洲。我们在米兰住的是一幢相当大,但是已经比较老旧的Airbnb别墅里,没有空调,三个人一间房。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因为过于炎热只脱剩短裤在屋里走动,这剧团里已经是见怪不怪了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朋友很中国:没有人敢尝试我买的莫索里拉奶酪,他们叹叹气,然后打开了从家乡带过来的装了腌菜的盒子。

所有人都觉得法国的牛肉便宜得难以置信,一大早大家就开始炖肉了。文化方面的理解有时候我不参与反而进展得更顺利。比如我们刚踏进禁烟的厨房就开始抽烟,而房东正巧进来:我立刻就想承认一切并且道歉,而毛先生却非常友好地给房东递上一根烟,外加一瓶中国白酒,于是乎,房东澄清实际上要求不能在厨房抽烟的不是她,而是她哥哥。房东还说:哦对了,楼下还有一瓶红酒。

也许各位看官觉得我受邀到欧洲就被共产党收买开始说好话了,毕竟党近期也开始强调所谓的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了。至少毛先生直话直说:他当然希望得到所在省份的财政支持,同时他也关注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,而非故步自封。而这样的理念,在中国的大学里也有所体现。他对牡丹亭的解释,也打消了我的疑虑:关于人性本质的戏剧从根本上而言是普世的;人的感受也没有东方和西方的差别。他想把这一个连通着所有人的元素展现出来,在其他古老文明的舞台上记录下来,然后带回中国播放,构建对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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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这个目标应该已经达到了。相比之下,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出场还是为大家提供了足够的对话素材;我手中的竹笛也为我带了很多有趣的相遇。我们出游的最大收获,也许是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不单单只是会山寨。我感兴趣的是,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是怎么形成的。为了更好地理解昆曲的剧本,我现在在大学学习古汉语,如果一切顺利的话,我不久后会继续学习吹竹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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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nonerds-Autor*in

Felix Turbanisch

Felix studiert VWL und Asienwissenschaften an der Uni Bonn. Im Sommer 2014 ging er für ein Jahr nach Nanjing und bekam dafür das China-Stipendium von der Studienstiftung und der Alfried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-Stiftung. Jetzt steht er vor der Herausforderung, VWL und das Interesse für China unter einen Hut zu bringen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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